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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京報記者近日從權威部門獲悉，國家對各省整合負債市不再搞全國範圍的信訪排名、通報，有關部門確立了“把矛盾化解在當地”的新思路。（11月11日《新京報》）
　　“信訪排名”制度肇始於2005年修訂的《信訪條例》。那次修訂規定了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信訪工西裝外套作責任制，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、瀆職行為，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，併在一定範圍內予以通報。
　　翻閱《信訪條例》，其中並無“信訪排名”的明確規定。如此，何以成為一項制度呢？原來，正是“一定範圍內予以通報”這句過於模糊的立法用語，導致實踐層面因為法的不精確而主動“造西服法”：“一定範圍內予以通報”演化為“以排名的形式通報”，隨之形成“信訪排名”制度。而“信訪排名”制度，隨之又成為地方發黨政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，與黨政領導的升遷直接掛鉤。
　　當一項工作成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，這宿霧項工作就有可能在某些環節偏離初衷，出現異化。“信訪排名”就是如此，它不僅偏離了約束地方政府解決民生問題的初衷，還使基層政府陷入圍堵、攔截群眾上訪的“深度尷尬”當中。一些基層政府不惜採取各種手段“截訪”，甚至雇佣“黑保安”，設置“黑監獄”，以至於發生多起聳人聽聞的惡性事件。
　　“信訪通報”異化為“信訪排名”，“信訪排名”又異化為政績考核工具，一連串的“變異”不僅源於立法的疏漏和缺位，更源於人們對信訪的過度住商關註抑或恐懼。缺乏明確而精細的立法安排，“信訪排名”卻能演化為一項具體而微的制度，併成為極其重要的考核指標得以大力推行，這說明我們深知當下社會信訪工作的極端重要性。畢竟，只有一項工作非常重要，它才可能被考核。
　　如果說，是出於轉型時期信訪暴發，不好好解決就背離宗旨、危及執政的擔憂而賦予“信訪排名”制度以合法性、普遍性，從而以指標考核的方式給基層政府施加硬約束，使他們想方設法解決群眾的信訪問題。那麼“信訪排名”制度推行以來出現的種種弊端，也到了足以讓我們反思的時候——我們這種不乏善意的、深謀遠慮的制度安排，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徹底走出一直困擾我們的信訪危機。
　　我們對“信訪排名”制度傾註了太多的期待，但這註定是一場“失敗的投資”。基層政府在“信訪排名”的考核面前，即便“昏招不斷”，也“黔驢技窮”。截訪，不僅耗費了大量無謂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造成了巨額的公款浪費，也使政府公信不斷坍塌。信訪排名，使基層政府往往走向民眾的對立面，雖疲於奔命卻無人喝彩。
　　更為重要的是，對信訪的過於關註和過分投入，使人們漸漸產生了錯覺，以為唯有信訪才能維權，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，人們不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嘗試其他維權渠道，特別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問題。政府對於信訪的態度，在一定程度上向民眾傳遞，社會層面“信訪不信法”的觀念由此更加強化。公共資源對信訪的過分投入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財政對其他糾紛解決途徑，特別是司法的投入，從而弱化了其他糾紛解決模式的糾紛解決能力，也給人們傳遞了負面的信息，認為這些糾紛解決模式靠不住。
　　終結“信訪排名”，從而終結這一異化的制度的異化之害，無疑令人振奮。但取消信訪排名，並不意味著涌入信訪部門的信訪案件數量會減少，基層政府的信訪壓力會緩解。要真正拿掉長久壓在政府頭上的“信訪”重擔，必須暢通以司法為主要代表的糾紛解決渠道，提高司法糾紛解決機制的效率和公平程度，以公正透明的法治分流和紓解社會矛盾，建立人們對司法糾紛解決機制的充分依賴和高度信任。
　　解決信訪難題，最終還是要以法治的思路和進路為出發點，只有建立公平、公正、透明的司法體系，真正做到司法公正，在我們面前橫亘已久的信訪壓力才會真正減小。
　　文/張梁　　（原標題：終結信訪排名，回歸公正司法）